文化的“差异性”也许不是一个终极的存在，但却是我们关注文化问题的起始角度。所以，只要我们承认人类思想的丰富多样性，就必须承认“中国世界”确实有着自己的独特语境。事实也正是如此，环境、生存手段乃至思维方式之于我们的“中国”，都“历史地”、“逻辑地”或“语言地”呈现出一种非凡的“与众不同”。
中国传统讲究教化，敬德崇文并追求正统，因此历代政权、王朝莫不精择美号，以章明德。由是，“中国”之古今称谓，既有历史客观之因素，也有主观理念之色彩；不仅精彩纷呈，同时亦深藏意蕴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特质。循名责实，体道之要，要想正确地理解认识“中国”，对其古今称谓的研究与重新考察显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度。对此，前人虽不无阐述，但多零星而散乱，而且多有疏误。胡阿祥先生所撰《伟哉斯名——“中国”古今称谓研究》（以下简称《伟哉斯名》），可以说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此问题的著作，不仅详释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，略说非统一王朝国号，又考论中国古今名号与域外有关中国之称谓，且以附录析疑辨异，并加以理论论述。材料丰赡，考据得实，发微畅幽，远迈前古，一册在手，大有睥睨古今之慨。正如卞孝萱先生为此著所作的序言称，此书“洋洋三十万言，结构完整，探索深入，新见迭出，精义纷呈”。先生并曰特色有四：一为贯通古今之才识，二为多种学科之运用，三为深沉敏锐之思想，四为忠诚爱国之情怀。窃以为《伟哉斯名》一书，实可当之而无愧。
前辈之赞慨，当非仅奖掖而已，实亦有深意存焉。这就是，中国古今称谓不仅为中国人共同关注之事，亦极具历史与现实的意义。《伟哉斯名》一书的最大贡献，或即在此。
中国古今称谓，“中国”一称本身是其纲要，纲举而目张。1963年出土的“何（简作此字）尊”，把“中国”一词及其语义的成立推至了西周武王时期，距今已有数千年。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期里，由于汉字象形的属性及构词的特殊本质，形态不变的“中国”一词经历了复杂的意义变化：从由东西南北四方产生的“中土”、“中土大邑’、”天下中央区域”的观念到“京师”、“王畿”的具体所指，再到指代与周天子关系密切的诸侯方国、文明程度相对发达的中原诸侯区域的意义，最后发展到文化意义的扩充，表示一种政治上的正统、文化上的发达及“来中国则中国之”的教化观念。通过《伟哉斯名》的研究可以知道，文化“中国”的意义准确而精深，宏阔而博大，在实质上是没有任何疑问的。
正如《伟哉斯名》一书所昭示的，此一变化之所以在表面上也体现出“模糊的”一面，乃是其复杂的“内容”过程所决定的：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区域文化以及众多的王朝，共同组成了一个“中国”。但这种“模糊”在本质上又有一种精确的必然：不仅“中国”与“夷狄”的文化差异自古以来就可以变迁，秦国及后来的秦王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而且“政治”意义上的“中国”观念，更是可以相互转化。南北朝最典型，北方“夷狄”入主中原后可以自称“中国”，而偏居南方者，亦可争“中国”之正朔。此后之辽、夏、金、元、清，亦无不如此。而且，在被高山沙漠所划分出来的东部亚洲这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环境——“中国世界”——中，“中国”是一个永恒的舞台和一所敞开大门的学校，是这个世界里所有人的最终归宿。这些“来者”既包括秦汉的匈奴，唐代的吐蕃、突厥，也包括明时的鞑靼、瓦刺，并且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成为“现代更新了的政治概念的中国之一分子。”《伟哉斯名》通过具体而深入的研究，再次揭橥了这个历史的事实，并且也告诉我们：至于历史上由于汉语指代修辞的特性，造成用词上的多变以及因为有些士大夫坚持文化正统，而标榜“夷夏之防”或“中国”的教化区域性等事例，都不能抹杀这个存在本质。
个人认为，梁漱溟等早期文化研究者所谓“中国有家而无国”的认识，并非是一个绝对的假设。中国世界的复杂性与广大性以及相对封闭性、文明起源的多样性、文化的区域性及其交融性，造就了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“天下观”。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、“千百年犹一日之亲，千百世犹一父之子”、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等等，始终是一个不能抹杀的文化特性。因此，近代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概念，在中国来说则是历史的结果，而不是文化的必然。
但是“文化中国”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《伟哉斯名》的研究揭示出：至少，明朝廷对内对外的诏令、敕谕，就多已自称中国；明清时代，来中国的西方人，亦都用中国（或中华、中华帝国）直称中国，而不用明朝和清朝。正如书中所引谭其骧先生的话：“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，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。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，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，他们所建立的政权，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。”对此，《伟哉斯名》的一个简明概括或许最为人所信服，那就是：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与发展。可以这样理解：“中国”及其内容的古今称谓，在本身意义当然是“文化”的；但是，没有一种历史能够证明“文化”不是处于发展与壮大之中。在文化意义上进化而来的现代政治意义上的“中国”，因为其具有一种“四海一家”的文化内涵，所以才会更加呈现出一种伟大。
如果谭其骧先生的不朽著作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是从“图”的角度来证明这个结论的话，那么胡阿祥的《伟哉斯名》就更从文字上丰富和扩充了它的内容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作者的继承之志、开辟之功和非凡识力，都不能不令人钦服。
中国史家所拥有的独特精神之一，就是秉笔直书、以史为鉴。就“中国”这一问题而言，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杰出的成果出现，而且都体现出中国史学之学术与精神特质，章太炎的《中华民国解》和于省吾的《释“中国”》就是例子。《伟哉斯名》一著，或能比肩而立？
（《伟哉斯名——“中国”古今称谓研究》，胡阿祥著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版，定价19．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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